經濟新常態下，內部的 眾創 和外部的 一帶一路 被視為中國經濟新政策的兩大主體。
一帶一路 有很強的理性。首先，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主要是向西方開放，結果導致了過度依賴西方市場。今天，在西方經濟不好的情況下，西方盛行保護主義，中國不得不減少對西方的依賴。這就要求中國開拓西方之外的市場，即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。其次，自2008年以來，世界經濟一直處于失衡狀態，西方諸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進行結構性改革，從而實現經濟再平衡。同樣，中國也很難再通過依賴西方市場，來實現本身經濟的再平衡，這也是中國走向發展中國家的原因。再次，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，已經從資本短缺轉變成為資本過剩，同時在很多領域產能過剩。這表明，無論是中國的資本還是產能，都需要尋求新的市場。在國內市場空間不足以消化過剩資本和產能的情況下，發展中國家就必然會成為中國所需要開發的市場。
為了實施 一帶一路 戰略，中國已經成立了中央領導小組、亞洲基礎投資銀行、絲路基金等機構。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也得到了沿邊沿岸國家的積極回應，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，發展是硬道理。不過，要實施這個巨大的項目并不容易。迄今為止，盡管政府層面做了巨大的努力，但其它很多方面的反應不如預期。因此，如何深化實施 一帶一路 仍然是個艱巨的任務。這里需要考量很多問題，而其中下面幾個問題至為關鍵。
先是 一帶一路 的主角問題。 一帶一路 的主體是資本和資本的主人即企業，而非政府。政府必須積極參與搭臺，但政府不能占據舞臺。不過，到現在為止，給人的印象(尤其是海外)是，好像政府要走出去。企業，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，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，盡管有興趣或者動力，但不知道如何參與進去、做什么、怎么做。這就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：政府過于積極，而企業從一開始就缺少參與。如果不能把企業的力量動員起來，讓企業成為主體，由政府來推動的 一帶一路 就很難充滿動力，更難實現可持續性。
其次， 一帶一路 內容過于單一。現在主要強調的是基礎設施，尤其是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。的確，中國具有豐富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技術經驗，而中國過剩的產能也往往和基礎設施建設有關，例如鋼材和水泥等，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。從理論上說，過剩資本、產能和技術的結合，可以構成巨大的 走出去 動力。但在現實國際政治中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往往在所在國要有國家安全的考量。很多國家往往因為國家安全的考量，而很難接受中國幫助(更不用說是主導的)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。因此，必須大力拓展 一帶一路 的內容。有關方面也已經注意到這個。例如早些時候在重慶召開的亞歐互聯互通論壇上，除了基礎設施、交通、能源、貨物貿易等之外，還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邊建設產業園區的問題。實際上，中國在這方面也具有豐富的經驗，并且產業園區也是一種可以使得當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，即可以為當地政府提供稅收和就業。中國也在一些國家例如白俄羅斯進行了試驗，但并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推廣到更多的國家。
第三，如何保障資本的安全。 一帶一路 的很多國家，往往法治建設和社會政治秩序不健全，資本必須冒巨大的風險。正是這個關切，中國的企業還是傾向于在歐美尋找投資機會。要減少企業的風險擔憂，政府必須有所作為。西方政府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，中國可以學習。亞投行已經走出了很大的一步，即通過開放和多邊主義的方式來保障資本的安全。類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廣到其他機構和企業層面。
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，要提升為高收入國家，接下來的10年至15年時間至為關鍵。就是說，要實現百分之七左右的年增長。這既需要像內部眾創那樣市場化的改革，也需要像 一帶一路 那樣的 走出去 項目。在實施這些項目中，必然會出現問題，甚至是巨大的問題，但解決問題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義和專業主義，而非民粹主義和運動方式。總之，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，如果過去的數量經濟依靠的是經濟本能，今后的質量經濟依靠的是專業精神。
